--钱荒会再次上演吗？6月份市场流动性供应出现短缺，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企业缴税，收益季公司竞相改善资产负债表以及银行忙于满足上半年末监管要求。

中国储蓄率高企，政府天量放债又有何妨。这是日本政府债券不会被大规模抛售，日本主权债市场不会崩盘的最重要保障。

进入专题： 债务 。即通过压低名义利率从而压低实际利率（中间伴有适度通胀即可）来削减政府债务负担。说到底，是金融管制构筑起了抵御资本市场冲击的"防洪堤"。我们能想到的如此幸运的国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但是，也不要忽略了日本政府债务积累的特殊性：一是日本政府债务累积的开始，旨在采取冲销式干预避免广场协议后日元的过快升值。

对这一指标的指责是，债务是存量指标，而GDP是流量指标，存量和流量怎能直接相比呢？这不禁让我们想到对经济货币化（M2/GDP）度量指标的类似争议。遗憾的是，眀斯基对资本市场繁荣与衰退之间转折点的生动描述，却不能能给我们提供判定明斯基时刻何时来临的定量指标。其他较棘手的问题，如国有企业与农村土地改革，则更需要中央政府大力的介入和推动。

国内投资这两年相对衰微，部分原因是工业产能过剩、政府大力削减诸多臃肿地方政府投资项目、再加上对房地产的降温措施。从2014年开始，习近平需要稳健的经济增长，来让他逐渐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推行各项改革。在可预见的未来，其增长将处于约7%的中等水平，任何偏离也只是远少于一个百分点的微差。其实中国的整体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相当庞大（在2013年近9万亿美元），仅是7%的增长也意味在一年内，为中国增添印度尼西亚一半或印度三分之一的整体GDP。

因此，要在短期内有效地把中国经济转变为以消费驱动的增长是不容易的。出口取得双位数增长的日子已一去不回。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显示了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所承诺的下阶段，经济改革与宏观经济重新平衡的重要性。中国过去的高增长，就像过去出口导向型的东亚经济体（如韩国与新加坡）一样，基本上是由高水平的国内投资，及同样高的国内储蓄驱动的，国内消费也因此偏低。与此同时，单是国内消费并不足以促进高增长。这个趋势延伸到2013年，国内消费相对于国内投资，占整体GDP增长的比率进一步扩大。

国内需求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国内投资，外部需求（或净出口）只占一小部分。过去10年（2002年至2012年）来，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平均占中国整体GDP的比率是53.2%与45.1%，外部需求只占2%。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和学术顾问 叶琦保译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新常态 。成功的改革将带来新的增长源头，并更进一步推动改革，来取得更多增长。

在真正实施改革时，除了制定新条例或"减条例"的自由化过程，最重要的还是建立良好的治理和更有效的司法制度。中国今年的7.6%增长虽然是15年来的最低增长率，但还是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一倍，所以大多数人都认为，这还是一个很可观的增长率。

政府会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刺激经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便是例子。习近平最近于三中全会宣布的改革计划，被誉为是邓小平30年前启动改革以来最大胆的措施。

但习近平新的改革计划，将提供所需的新的政治动力。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投资拉动的，尤其是在增长较缓慢时期。以国内固定投资和出口等为首的增长引擎，也因为结构与周期性原因而减弱。因此，中国经济新的额外增长源头必须来自供应方面，即是要提高生产率，在中国劳动力已开始萎缩的时候，这尤其重要。简而言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领导层在这个10年期剩余年头的焦点是改革，再改革，不是经济增长，更不是以GDP为主的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结构将出现很大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会有很大的改变。

这是中共中央所预期，习近平把改革－增长联系起来，从现在到2020年将带来的正面效果。中国的出口增长近年逐渐下滑。

至于2014年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一般的共识是约7.5%，真正的增长率可能比这多或少0.1到0.2个百分点。除了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中央政府也密切关注它们的借贷。

无论在那里，生产率增长都有赖于技术上进一步的提升与创新。稳定增长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行经济重新平衡，和他的新一轮改革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内外的分析家对这一点并不感到意外，因为2013年前三季度的增长已经是7.7%，加上主要的增长指标如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与出口，在第四季度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相比之下，印度是56%，美国是70%。然而，这样的稳定增长的"新常态"，还是有其自身深远的含义。中国2012年的国内消费总值占GDP的49.2%（以家庭消费算则是35.5%），以国际水平来说肯定是很低的。

这为国内消费（或是内需）最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引擎铺平了道路。然而，国内消费还未能在短时间内变身为中国增长的有力引擎。

这将为中国在2030年前成为发达经济体铺平道路。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表明中国经济已走上新的增长轨道。

的确，习近平更大胆地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环顾四周，世界上没有一个大经济体，在2013年可以取得接近7%的增长。

中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宣布，2013年的增长将达到7.6%，比2012年的7.8%低总而言之，城市生活的成本会变高。它可以卖土地，卖土地就可以充实收入，如果说一个环节发生了改变，其他环节就会产生矛盾。比如说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收入，增加了土地的收入，那么就影响到其他的在这个城市化过程当中的利益主体，他们原有的利益就会受到影响。

如果能尽量发挥城市的正能量、减少负能量，城市化就比较成功了。这些问题是长时期的偏差造成的结果。

怎么办呢？应该与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决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相联系，改变体制上的一些缺陷。归根结底，还是新型城镇化与全面深化改革关系的问题。

这里包涵三个层面问题：第一，城镇化在现代发展当中的地位是什么，作用是什么？第二，现在说加快新型城镇化，那么相对来说就有一个旧型城镇化了，那么什么是旧型城镇化？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第三，怎么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新型城镇化。  最近几年，城市化出现一些问题。